上周，Business of Fashion时装商业评论(以下简称BOF)发布了由Kate Abnett撰写的《为什么时尚界的年轻创意人才正在“逃离”纽约与伦敦?》一文，论述了由于纽约、伦敦的较高生活成本导致年轻设计师纷纷逃离的现象。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时装从业者也有着类似的迁徙潮：北京，这个历来强调文化底蕴的城市，尽管仍旧是内地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但却悄然面临时装人才的流失——随着零售、媒体等行业的收缩或转变，越来越多原本立志要扎根北京的时装行业人员开始转移上海。近年来，从猎头圈到朋友圈，“啊?他不在北京了?去上海了?”这样的声音愈加增多，而语气也从起初的惊讶逐渐转变成了平淡的叙述。

　　和BoF“逃离大都市”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不相上下，后者甚至更高：根据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生活成本报告》，上海与东京并列全球排名第11位，而北京则排在31位。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国内的时装从业者决定弃北南下呢?是因为上海作为众多品牌在大中华区的根据地的缘故吗?是地域印象里这座曾经是十里洋场之都的历史魅力吗?上海相较于北京的城市便利性?亦或是对于现状不满的人心中执迷的一个乌托邦式的避难所?

　　“工作机会多呀!”

　　“为什么搬去上海?”

　　“工作机会多呀!”

　　在某精品皮具品牌担任VM(视觉陈列)部门经理的Alice，3年前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原因很简单，上海的相关工作机会明显更多。“上海目前关于Fashion、奢侈品的工作机会的确比北京要多，虽然销售下滑，但过去几年内，品牌在中国的企业工种构架已经基本完全和亚太、欧洲接轨了，而且管理模式也从过去亚太区负责，到如今内地公司直接向总部汇报，导致VM、Merchandising(商品部)都需要本土的in-house员工，因为大部分品牌的办公室都在上海嘛，自然比北京的工种要多。北京的话，更多的是销售、或者需要驻店，负责北区业务这样的角色。对高级职位的需求主要来自地产公司旗下的商场、或者SKP、老佛爷这样的百货公司。以前由于时尚类媒体、明星大多数在北京，所以也有客户会在北京单设北区PR办公室，委托我们找人，但现在可能是因为预算在缩小，我们目前手上北京的职位比以前少了很多”，从事猎头工作的Linda讲。

　　Alice忘不了2010年冬天时，位于北京太古里北区的I.T Beijing Market开业派对的那一晚。那时，她刚从香港搬到北京不到一年。“我其实之前很少来北京，出差也不常来，但那年因为有工作，我就决定从香港搬到北京尝试做一年。我记得那时候人生地不熟，但北京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可爱的，和我去过的大部分内地城市都不一样。那时候北京的fashion events也很多，I.T Beijing Market开幕那晚上，整个三里屯都亮了，那么多人来，你真能感觉到那种兴奋——这在当时的香港可能都不常有。”

　　她还记的当年出了首都机场，便直奔新东家连卡佛——这家位于北京西城金融街的香港老牌精品买手店，在过去曾几度试水内地市场均以失败告终，但当2007年再度北上时，整个京城的时髦人儿都沸腾了。不仅是连卡佛，同年4月份开业的新光天地(现已更名为北京SKP)也撼动了国贸、燕莎、赛特的地位……那是中国奢侈品、时装业进入黄金时代的标示，同时也带动了人才的流动引入。而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开启了这座古城的新生命。时隔9年，对比2013、2014年才开业的上海及成都连卡佛，北京金融街店铺却显得有些落寞。

　　上海，自历史上便是众多国外奢侈品、时装品牌在中国的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前，连卡佛就以“泰兴公司”的名称扬名上海滩)，但北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觑：从1979年Pierre Cardin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时装秀、1985年5月6日开幕的“伊夫·圣·洛朗作品回顾展”、1992年位于王府井半岛酒店的内地首家Louis Vuitton店铺开业到过去十余内年Chanel、Prada、Dior在此举办的时装秀等，京城独有的文化气质不仅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同样吸引着外来的时装品牌和相关人才——在早先我们对COMME des GARÇONS International、精品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的总裁Adrian Joffe先生的采访中，他也就与I.T Beijing Market店铺的选址有特别要求：“我和I.T说想在中国内地开Dover Street Market，他们说那就开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会先去上海，我说不，要开在北京”。 RET睿意德地产咨询机构的创始人张家鹏亦认同北京的标志性意义：”比如说你要做一场秀，你至少在故宫或者在长城，或者就是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地方。但换到上海，你在多高的楼上搞都没有意义，因为在具有国家级标识性的文化遗产上，上海没有北京那么有分量。”

　　北晴爽，南阴俏

　　但故宫、长城再雄伟，却也和普通老百姓过日子没什么直接关系。Alice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在二环内的胡同里、由房东改造的一座民房：“那个时候和另一个香港来的同事一起找到的，那个时候觉得住在胡同很好玩，觉得这就是北京的特色嘛”——如果说小胡同、大马路是北京的特色，那么洋房、小街道则是上海给外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北京集中扎堆的商圈和生活社区，上海显得分散许多：“在上海做活动找地点要比在北京的选择面多很多。在北京，遇上活动高峰期大家就要抢那几个地方，现在到了上海，选择的范围要宽了不少，而且上海的交通啊、气氛啊，比现在的北京也要好很多——以前我们要是没辙选了稍微远一点的活动场地，或者根据客户要求选了那些二环内的有点老北京气息的地方，媒体也有抱怨，说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来回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在某PR代理公司任职的Tracy去年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理由和Alice一样，这里的工作机会更多。而且，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她，早就对上海的便利性有所羡慕。

　　“我以前也觉得在哪里待久都一样，另外我是北方人嘛，北方人就算没去过上海的，骨子里耳濡目染地也认为上海排外，但上海比北京生活方便那是不争的,北京的日子就是在各种app里度过的。在上海打车，uber、滴滴司机会抱怨淮海路怎么那么堵，因为我手机号没换，还是北京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我北京是不是也那么堵呀，我心里就笑了，我说您要觉得上海这也算是堵，那北京您肯定得憋出神经病。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公司很近，虽然房租贵一些，但交通费省了不少，我每天可以走路上班，沿着巨鹿路、常熟路走走，看看周边的小店和街上的树，感觉比在北京舒服很多。另外上海没有北京那么那么大，周末我可以就近在安福路啊、五原路的餐厅和朋友吃个饭，或者在楼下菜场买点自己做——我不觉得在上海生活，需要买车了。而且在上海买车，虽然那块铁皮贵到爆，但对外地车的限制并没有北京那么苛刻，不让我上高架我就在选别的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管控，但外地车牌是不是也是国家承认的合法存在，凭什么在北京就要那么极端对待!?”

　　搬到上海之前，Tracy在北京完成了她从职场新人到中坚力量的过渡，经历了早起挤地铁、比公共汽车还难等的出租车到网络约车的转变：“如果没有Uber、滴滴，我想我会更早离开北京。北京想要生活得decent(体面)点太难了，因为不光取决于你赚多少钱——我摇号买车摇了四年了，买房咬牙也只能买到五环郊区外;租房你虽然能住得近一些，但租金越来越高，虽然上海房租也不便宜甚至更贵，但同价位来说，要比北京的条件好不少。”尽管年初的火爆房市让上海出台了和北京一样的外地人需连续缴纳五年社保个税才能获取购房资格的政策(过去为两年)，但Tracy说她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买房了，自打离开北京，她恍然大悟了，以后还指不定会去哪呢!

　　Tracy走在长乐路上，虽然按她上海的朋友的说法，这里早已经没了昔日的风采，但她却满不在意：“很多人说上海比北京洋气，但这只是个笼统的概念。以前在北京，我们都盼望大晴天;上海毕竟是南方，阴天多一些，开始不习惯天总是阴的，有太阳时也不像北京那么透亮，到了梅雨天雨水又多又潮，但久了我发现也挺喜欢这种阴天的，让人觉得比较安静，走在街上，听到的最多的是罗森、全家便利店的门铃声——我曾经觉得我会放不下北京的一切，但现在看来，不牵扯什么放不放下，只要生活还在继续。”

　　从Tracy在朋友圈和Instagram上发的照片看，她比以前爱打扮了，拍照的地点也更多地是在街边的梧桐树和老房子下——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北晴爽，南阴俏”吧!

　　“我都习惯喝有虾皮的咸豆浆了”

　　在如今的中国，想要划分出城市间绝对的异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南北，难看的商铺招牌、一夜爆红的黄焖鸡米饭、连锁的餐饮和购物中心让城市间的同质化愈加严重。唯一的不同似乎就存在于地方饮食之中，来自北京的平面设计师黄喆从小习惯了喝原味的豆浆，但搬到上海一年不到，便已经习惯了这边的咸豆浆、大饼油条和粢饭团：“以前经常来上海出差，但出了酒店就是去客户公司，最多吃一顿老吉士、保罗餐厅的红烧肉和草头圈子。现在搬过来了，同事带我去吃早饭，我才发现上海的咸豆浆要放虾皮，还有放辣椒的。他们说的那个大饼，也和北京的饼不太一样。我还是最爱粢饭团，加油条加咸鸭蛋的那种……可能我是个吃货，上海给我最直接的第一印象就是吃的比北京好，虽然北京是我家，但的确北京人普遍活得很糙，在北京的饭馆也是油多又不好吃“。黄喆以前是某时装杂志的美术副总监，去年他决定辞职，在几个早先搬到上海的同事和朋友的招引下，这个地道的北京人离开了家乡。

　　“我和几个朋友想开一家Lifestyle式的买手店，最开始当然希望开在北京，但我们也知道凭着北京的街边商业和氛围，能做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我小时候经常去的鼓楼，新街口这些年轻人爱去的地方，现在要不是半死不活地靠外地游客生存，要么就彻底黄了。外加天气差老雾霾，大伙都不愿意在外面走，算上冬天又冷，这样下来一年来实际能做生意的周期也就8-9个月，基本人群只能进商场，可北京的商圈主要集中在东边，人流多的就是三里屯、大望路、世贸天阶这一带。三里屯是首选，但租金和对商户资质的要求太高;新光和世贸天阶，又缺乏那种做我们这种定位店铺的气氛。”

　　在黄喆离开北京的半年前，我曾和他到新街口一带闲逛，昔日这里是北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之一，有大量贩售打口碟、进口随身听、音响器材、杂志书籍的店家，但如今在政府治理改造后，只剩下一片破败的场景。望着现在的新街口南大街，黄喆和我感叹如此黄金的老城里地段，看起来却跟着小县城没什么区别——虽然被誉为北京最好吃的凉面馆之一的华天新川仍旧人声鼎沸，但更刺耳的是旁边真维斯专卖店店员的叫卖声，以及从喇叭里传来的亢奋女声：”好消息好消息，本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清仓，一律五元一件，五元一件……”

　　“真逗，都倒闭了还好消息。”黄喆冷笑。作为北京人，他曾经也一度有无限的自豪感，“我想每个北京人都有点这种牛气劲儿吧，特别是奥运前后，北京的变化特别大，银泰啊、新光啊，三里屯啊，都让人觉得真的很国际化，而且天南海北的人都往这扎。但我觉得自打雾霾开始厉害之后，有一些人就开始离开北京了，可雾霾只是个引子，关键目前北京的确不太宜居。以前我也特烦那些外地人老挑北京毛病，嫌不好您甭这赖着啊，哪好您上哪去啊!不过现在我不会那么偏激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矛盾只是表面，就是个最不走脑子的宣泄点，可如果继续这种没意义的斗，只能更差——不能只是围着老北京这个说法止步不前，而且北京揽的角色太多了，一会文化一会经济……”黄喆对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京也不是一天能分散的。

　　在上海，黄喆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独立书店Closing Ceremony：“他们其中一个老板，也是从北京搬到上海的。”黄喆感叹作为文化之都的北京，如今却空有这样一个标签：“不是你到故宫、到清华北大逛一圈留个影就能说感受到文化氛围了，人人都说北京比上海适合创业，但我不想轮什么资、不想搞什么互联网，我们就想做个买卖。”黄喆回忆起在北京某知名咖啡馆里的一幕，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顾客都在唾沫星子横飞地高呼自己的项目将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明年就能市值十几个亿。

　　在外地人看来，北京孩子是不会轻易离开家乡的，黄喆说自己32岁之前都没想过离开北京：“我在北京有房子，有车，按朋友的话讲，我是个北京小爷。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称号，有一天我开车听广播，那嘉宾是北京人，讲北京的小吃，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很反感，可能是因为他那种又傲慢又痞气的语气吧!现在的北京文化不再是我小时候那种有点土有点懒有点欺生但实际心眼好，实诚了……总之，我不想因为我是北京人这个符号就死守着这一片天了，树挪死人挪活”。不过，黄喆也向我强调，在他看来，北京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也有许多人仅仅是出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转而将希望托付给一个看起来更合理规划的城市：“没有哪里是乌托邦，所以不是你离开北京了，你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黄喆和几个合伙人还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地段和店铺，虽然租金一样高昂，但他们相信，这里的环境比北京更适合零售，上海年轻人对新晋品牌的接受度也更好。他们目前正密切关注上海政府对于五原路、永康路等时髦店铺、餐饮汇集的路段的改造计划：“希望不要像北京一样，那我们真的会感觉有些失望。”

　　太阳的起落于东西，人生的终点却不在南北

　　在黄喆的合伙人中，有一位已经在北京生活十五年的新加坡人罗先生。2000年，经猎头牵线，他来到北京，负责某地产项目旗下的购物中心的招商业务，没想到少来黑发志气扬，如今谢顶白鬓长。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对中国的印象全部来自北京。不喜欢上海，因为哪怕是在上海住了很久的人回来都和我们说，No，上海太浮躁，上海人也很计较之类，北京更好，北京生活很舒适，节奏没那么快，更有人文气氛……我自己是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北京的，记得有老先生老阿姨打太极的画面，还有一段配乐，我当时听了很喜欢四处找，后来知道叫《洪湖水浪打浪》。”

　　自古至今，中国南北的较量就一直存在。在地域的偏见下，上海人总扛着着为形形色色的负面标签。罗先生听到的最好笑的关于上海人的评价来自一位意大利同事：“他说上海人无所谓别人怎么说他们，反而越说越开心，还觉得是光荣”。

　　“新加坡是个多元融合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会听得进去这些。但在北京这么久了，我发现北京人也不是那么所谓的豪爽，现在这个年代，大家还是不要太偏面地去看待一个地方的人了。同样，我也不觉得上海人就像大家说那么崇洋，但我手下的小姑娘还是会跟我说现在上海就流行这样的耳环哩，那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像巴黎人。你不要看有那么多洋派咖啡馆、卖Tom Dixon的小店铺，上海目前的形式感已经有了，但内在并没有超越很多，和东京、香港还是有差距“。但今年三十儿那天，上海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罗先生预约好了出租车去机场，准备前往西班牙度假，一上车司机便用上海腔普通话向他问好：“先生，春节好。”罗先生说那一刻他有点意外。

　　“我不会一味看GDP那些数据去衡量一个城市，这些数据有参考意义，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会花很长时间观察街边的人，听他们在餐厅和咖啡馆里聊的事情，和居住在当地的人聊天——这套方法不是每个做生意的人都会同意，但我比较相信我的直觉，算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吧!”

中国当下时装从业者的迁徙潮：“逃离”哪里又到哪里去？

　　关于北京和上海在时装领域的区别，罗先生则不认为北京占弱势：“对于奢侈品而言，北京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SKP仍旧是最重要的商场，北京对于高级珠宝、腕表的消费也比上海要强一些，但北京的确进步幅度很小;上海的优势在于对新兴品牌的接纳度。对于从业者或者创业者而言，机会也就更多元化，条件自然也好。我有几个设计师朋友搬到上海，并不是因为外界想象的面料供应、成本比北京有多大优势，大部分是出于现在上海的产业、文化环境，直白些说就是热闹些，机会跟着就多，这也导致在中国做fashion，能去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目前上海明显又更好。但也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新或者热闹的持续度通常不久，很容易走上另一种同质化”。和黄哲一样，罗先生对于离开北京，并没有持过多的感情色彩：“哪里适合哪样的生意，我们就会去做。现在很多原来在北京的人选择来上海工作也一样，但这里不是天堂，除了地域上的特性，最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本事，巧妇难无米之炊，但你得不能光埋怨没米”。

　　“你会想念北京的生活吗?或者考虑未来回到北京?”，对于这个问题，所有受访者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黄喆也不例外：“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地点都不重要了;我不会高呼I LOVE SHANGHAI这样的口号，我的口音也变不成海派普通话，我只知道我目前在这里，就像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方法地方一样，遵守我该遵守的，做我该做的”。

　　今年的北京较以往，持续雾霾的情况有所好转。晴空万里的时候，阳光也能像记忆里那般灿烂，照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匆忙步入地铁和写字楼的男男女女只能享受短暂的日照，也定会欣喜好天气带来的愉悦。对于离开北京转战上海的人来说，这里的阳光滋养了他们的过去，但他们并没有以逃脱和摒弃的态度离开北京，在北京实现了的、或者没有实现的梦不再重要，上海也不是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