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Business of Fashion时装商业评论(以下简称BOF)发布了由Kate Abnett撰写的《为什么时尚界的年轻创意人才正在“逃离”纽约与伦敦?》一文，论述了由于纽约、伦敦的较高生活成本导致年轻设计师纷纷逃离的现象。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时装从业者也有着类似的迁徙潮：北京，这个历来强调文化底蕴的城市，尽管仍旧是内地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但却悄然面临时装人才的流失——随着零售、媒体等行业的收缩或转变，越来越多原本立志要扎根北京的时装行业人员开始转移上海。近年来，从猎头圈到朋友圈，“啊?他不在北京了?去上海了?”这样的声音愈加增多，而语气也从起初的惊讶逐渐转变成了平淡的叙述。
和BoF“逃离大都市”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不相上下，后者甚至更高：根据英国The Economist)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生活成本报告》，上海与东京并列全球排名第11位，而北京则排在31位。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国内的时装从业者决定弃北南下呢?是因为上海作为众多品牌在大中华区的根据地的缘故吗?是地域印象里这座曾经是十里洋场之都的历史魅力吗?上海相较于北京的城市便利性?亦或是对于现状不满的人心中执迷的一个乌托邦式的避难所?
“工作机会多呀!”
“为什么搬去上海?”
“工作机会多呀!”
在某精品皮具品牌担任VM(视觉陈列)部门经理的Alice，3年前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原因很简单，上海的相关工作机会明显更多。“上海目前关于Fashion、奢侈品的工作机会的确比北京要多，虽然销售下滑，但过去几年内，品牌在中国的企业工种构架已经基本完全和亚太、欧洲接轨了，而且管理模式也从过去亚太区负责，到如今内地公司直接向总部汇报，导致VM、Merchandising(商品部)都需要本土的in-house员工，因为大部分品牌的办公室都在上海嘛，自然比北京的工种要多。北京的话，更多的是销售、或者需要驻店，负责北区业务这样的角色。对高级职位的需求主要来自地产公司旗下的商场、或者SKP、老佛爷这样的百货公司。以前由于时尚类媒体、明星大多数在北京，所以也有客户会在北京单设北区PR办公室，委托我们找人，但现在可能是因为预算在缩小，我们目前手上北京的职位比以前少了很多”，从事猎头工作的Linda讲。
上海的静安寺一带，从会德丰到恒隆广场，聚集了绝大多数顶级奢侈品、时装品牌在华的办公室
Alice忘不了2010年冬天时，位于北京太古里北区的I.T Beijing Market开业派对的那一晚。那时，她刚从香港搬到北京不到一年。“我其实之前很少来北京，出差也不常来，但那年因为有工作，我就决定从香港搬到北京尝试做一年。我记得那时候人生地不熟，但北京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可爱的，和我去过的大部分内地城市都不一样。那时候北京的fashion events也很多，I.T Beijing Market开幕那晚上，整个三里屯都亮了，那么多人来，你真能感觉到那种兴奋——这在当时的香港可能都不常有。”
她还记的当年出了首都机场，便直奔新东家连卡佛——这家位于北京西城金融街的香港老牌精品买手店，在过去曾几度试水内地市场均以失败告终，但当2007年再度北上时，整个京城的时髦人儿都沸腾了。不仅是连卡佛，同年4月份开业的新光天地(现已更名为北京SKP)也撼动了国贸、燕莎、赛特的地位……那是中国奢侈品、时装业进入黄金时代的标示，同时也带动了人才的流动引入。而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开启了这座古城的新生命。时隔9年，对比2013、2014年才开业的上海及成都连卡佛，北京金融街店铺却显得有些落寞。
上海，自历史上便是众多国外奢侈品、时装品牌在中国的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前，连卡佛就以“泰兴公司”的名称扬名上海滩)，但北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觑：从1979年Pierre Cardin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时装秀、1985年5月6日开幕的“伊夫·圣·洛朗作品回顾展”、1992年位于王府井半岛酒店的内地首家Louis Vuitton店铺开业到过去十余内年Chanel、Prada、Dior在此举办的时装秀等，京城独有的文化气质不仅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同样吸引着外来的时装品牌和相关人才——在早先我们对COMME des GARÇONS International、精品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的总裁Adrian Joffe先生的采访中，他也就与I.T Beijing Market店铺的选址有特别要求：“我和I.T说想在中国内地开Dover Street Market，他们说那就开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会先去上海，我说不，要开在北京”。 RET睿意德地产咨询机构的创始人张家鹏亦认同北京的标志性意义：”比如说你要做一场秀，你至少在故宫或者在长城，或者就是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地方。但换到上海，你在多高的楼上搞都没有意义，因为在具有国家级标识性的文化遗产上，上海没有北京那么有分量。”
北晴爽，南阴俏
但故宫、长城再雄伟，却也和普通老百姓过日子没什么直接关系。Alice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在二环内的胡同里、由房东改造的一座民房：“那个时候和另一个香港来的同事一起找到的，那个时候觉得住在胡同很好玩，觉得这就是北京的特色嘛”——如果说小胡同、大马路是北京的特色，那么洋房、小街道则是上海给外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北京集中扎堆的商圈和生活社区，上海显得分散许多：“在上海做活动找地点要比在北京的选择面多很多。在北京，遇上活动高峰期大家就要抢那几个地方，现在到了上海，选择的范围要宽了不少，而且上海的交通啊、气氛啊，比现在的北京也要好很多——以前我们要是没辙选了稍微远一点的活动场地，或者根据客户要求选了那些二环内的有点老北京气息的地方，媒体也有抱怨，说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来回路上得一个多小时……”在某PR代理公司任职的Tracy去年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理由和Alice一样，这里的工作机会更多。而且，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她，早就对上海的便利性有所羡慕。
“我以前也觉得在哪里待久都一样，另外我是北方人嘛，北方人就算没去过上海的，骨子里耳濡目染地也认为上海排外，但上海比北京生活方便那是不争的,北京的日子就是在各种app里度过的。在上海打车，uber、滴滴司机会抱怨淮海路怎么那么堵，因为我手机号没换，还是北京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我北京是不是也那么堵呀，我心里就笑了，我说您要觉得上海这也算是堵，那北京您肯定得憋出神经病。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公司很近，虽然房租贵一些，但交通费省了不少，我每天可以走路上班，沿着巨鹿路、常熟路走走，看看周边的小店和街上的树，感觉比在北京舒服很多。另外上海没有北京那么那么大，周末我可以就近在安福路啊、五原路的餐厅和朋友吃个饭，或者在楼下菜场买点自己做——我不觉得在上海生活，需要买车了。而且在上海买车，虽然那块铁皮贵到爆，但对外地车的限制并没有北京那么苛刻，不让我上高架我就在选别的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管控，但外地车牌是不是也是国家承认的合法存在，凭什么在北京就要那么极端对待!?”
搬到上海之前，Tracy在北京完成了她从职场新人到中坚力量的过渡，经历了早起挤地铁、比公共汽车还难等的出租车到网络约车的转变：“如果没有Uber、滴滴，我想我会更早离开北京。北京想要生活得decent(体面)点太难了，因为不光取决于你赚多少钱——我摇号买车摇了四年了，买房咬牙也只能买到五环郊区外;租房你虽然能住得近一些，但租金越来越高，虽然上海房租也不便宜甚至更贵，但同价位来说，要比北京的条件好不少。”尽管年初的火爆房市让上海出台了和北京一样的外地人需连续缴纳五年社保个税才能获取购房资格的政策(过去为两年)，但Tracy说她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买房了，自打离开北京，她恍然大悟了，以后还指不定会去哪呢!
Tracy走在长乐路上，虽然按她上海的朋友的说法，这里早已经没了昔日的风采，但她却满不在意：“很多人说上海比北京洋气，但这只是个笼统的概念。以前在北京，我们都盼望大晴天;上海毕竟是南方，阴天多一些，开始不习惯天总是阴的，有太阳时也不像北京那么透亮，到了梅雨天雨水又多又潮，但久了我发现也挺喜欢这种阴天的，让人觉得比较安静，走在街上，听到的最多的是罗森、全家便利店的门铃声——我曾经觉得我会放不下北京的一切，但现在看来，不牵扯什么放不放下，只要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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