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基金(PE)产生于二战后的美国，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经济调整，资产效率偏低的问题暴露出来，企业的并购重组需求出现井喷。PE机构一方面能够撬动大量资金，同时又能主动介入产业发展战略，展现了其强大的综合运作能力，参与了对很多大型企业的并购。从那时起PE机构被视为介入实体经济最深的金融资本。2000年至2008年是中国PE行业的发展初期。这一时期成长型投资是最主要的投资策略。

　　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0.4%;2005—2008年间，采矿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的增加值都超过20%;在宏观经济和行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许多优质企业的年均利润增长率能超过50%，甚至翻倍。这样的背景下，PE机构只要投资到好的企业，3～5年后企业利润就可增长数倍。因此PE投资的成功案例大多是针对行业绝对龙头的投资，如百丽国际、雨润食品、蒙牛乳业等，这三家企业在创立最初5年的净利润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8.23%、74.67%和56.3%。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PE1.0时期，PE机构的盈利模型很简单，只须找到优质企业参股，并不需要进行复杂运作，在3～5年内，通过投资成长型企业就能直接分享企业快速成长的红利，被动实现投资金额1倍变4倍的超额收益。这是一个人人皆可赚钱的“捡钱年代”。

　　2008年之前成长型投资在中国PE投资中一直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清科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PE投资中，成长型投资金额约为66.24亿美元，约占投资总额的69%;并购投资金额约为3.56亿美元，只占投资总额的3.7%。这一阶段由于中国金融业的相对滞后，金融制度、融资环境等均不成熟，本土PE竞争力较弱，活跃的PE机构大多具有外资背景，如凯雷、高盛、摩根士丹利是纯粹的外资机构，鼎晖、弘毅虽是中资机构，但它们募集的前几期基金均为美元基金，投资人都来自于境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出现调整，增速放缓，直接导致中国PE1.0时代的终结，不过中国PE行业却迅速找到了新的增长动力，即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所带来的企业大规模上市机会。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PE机构挖掘Pre-IPO(上市前投资)的制度红利，使整个行业出现新一轮快速增长。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让A股市场于2006年末基本完成这项任务而实现“全流通”，以及2009年创业板开启，改变了PE以境外上市为主要退出方式，打通了PE机构投资企业境内上市退出的渠道。因为上市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获得可观的流动性溢价，这个阶段成功的PE机构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均十分敏感，不仅懂得寻找好的企业，还了解如何促成企业成功上市。

　　因此在PE2.0阶段PE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即“2×2”模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企业的成长速度也相应放慢，但其中的优质企业仍能实现年均15%～20%的增长，在3～5年的投资周期内业绩翻番;同时，制度红利让在A股市场上市企业的市盈率至少翻一番。比如创业板推行后第二年，创业板发行企业的平均市盈率达到了69.85倍，让相关投资机构获得了平均11.34倍的账面回报。

　　PE2.0时代的双因素模型较之PE1.0时代的单因素模型无疑更加复杂。在PE1.0时代， PE机构重点关注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而在PE2.0时代，PE机构除了把握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还须具备深度介入资本市场的能力，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则。在这一阶段，中国PE行业的竞争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更了解中国市场的本土PE机构开始崭露头角，同时宽松政策带来充沛资金，新成立的本土PE机构如雨后春笋，投资数量和规模均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优质民营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时期。2008年，新上市公司中有PE/VC机构投资的仅为35家，而2011年达到171家，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不过这一增长势头到2012年左右开始减缓。随着2012—2013年间证监会新政不断出台，IPO数量大幅下降，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走势不及预期，PE机构的投资规模和回报率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由于PE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在几年内不断挖掘中国数十年来发展出的存量优质企业，这类优秀投资标的也变得越来越难寻找。在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PE2.0时代逐渐进入尾声，PE机构开始更多开展并购投资。2013年中国并购市场规模大幅扩张，全年VC/PE机构支持的并购金额达到2012年金额的6倍。PE机构涌入并购市场，寻找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