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香港商人在大朗镇巷头村开办了第一家毛织厂，随后飞梭走线织就了巷头村“户户织机响”的生产格局，并成为大朗毛织业生产的龙头。

　　如今，巷头社区那条远近闻名的毛织大道上，高楼林立。放眼望去，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毛织店铺、林林总总的大字招牌显得分外惹眼。巷头一位纺织老行家称，纱线、针织机械、羊毛衫……只要与毛织有关的配件或材料，都能在这条毛织街上买到。

　　在飞梭走线的30年中，巷头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洗礼，由农户转身变成工人，由工人翻身为老板，用毛线编织了一条七彩的致富路……

　　上世纪70年代

　　村民由粮农变果农

　　巷头村地处丘陵地带。在70年代，家家户户都靠一分水田“刨食”。巷头村村民陈晃坤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农田里跑上跑下，过着起早贪黑的日子。陈晃坤说，那时年轻力壮的一级劳动力，做一天的工也只有不到1元的工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种田，村民还悄然流行承包山地种橙、种荔枝等。起初，一些村民稀稀疏疏地种荔枝。一进入初夏收成时，那鲜红的荔枝挂满枝头，惹得不少过路的人直咽口水。慢慢地，村民看好了种荔枝的潜力，各家各户争先恐后种植，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优良品种，还请来技术人员，对村民进行指导。这时，荔枝成了巷头人的摇钱树。

　　几年下来，许多人有了自家承包的果园。进入丰收的季节，绿油油的果树上点缀着红灯笼般的果实，煞是惹人喜爱。“不管哪家人，家里有什么大小喜事，餐桌上必定会有荔枝或荔枝干。”当年，一些小孩子如猴子般蹿上荔枝树上偷摘果子。那时，每逢赶集，街道上随处可见挑着箩筐卖荔枝的村民，要是碰上熟人或者朋友，就随手递上一串。

　　随着时间的推移，巷头种荔枝的美誉传开后，村民们就只要坐在果园里等果贩上门收购就可以了。直至1979年，一位港资老板的到来，改变了巷头人的观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村民找关系进工厂

　　1979年，听说有一位香港人有意来东莞投资办毛织厂，时任村干部的陈晃坤和村长陈秋顺连夜赶往深圳。他们等了两天两夜，才把香港老板拉到巷头走了一圈。看到巷头的投资环境不错，这位香港老板即时签下开办拥有16台机器的毛织厂合约，由几名香港师傅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机器。不久，港资毛织厂又增加了16台手摇毛织机。

　　办毛织厂的合同刚刚签下来，许多村民挤破头也要找关系进工厂。不用到田里干粗重活，一个月还能赚到50多块钱，这收入比教师还丰厚。因此，能进毛织厂上班，在当年看来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陈晃坤说，村民要想进厂，必须找生产队长、村委会干部等一级一级审批写批条。
 
　　虽说有批条，但也要香港师傅点头才行。时隔多年，陈晃坤还清晰地记得挑选工人的场景。“师傅什么也不看，只是看你那双手是粗还是细。手粗者，不好意思，请你打道回府。”陈晃坤说，当年手的粗细是挑选手脚利落的工人的标准之一。手脚利落的工人，经过香港师傅亲自教导，很快成为驾轻就熟的拉机能手。

　　随后的几年，这家港资毛织厂又建成毛织二厂、三厂、四厂，工人多达600人。那时，进厂拉机的人都是清一色的本地人。住得近的一群年轻女孩，往往相互招呼着一起上下班。当时都是用手摇毛织机，几百个年轻人一起拉机，一起哼港台流行曲。“工作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工作10小时，按件计工资。那时，每天到了‘放工’时间，各个都不愿‘收工’。”那个时代，村里还十分流行一首竹枝词：“引线穿针织锦罗，羊毛一厂导先河，工交妙算频添厂，全市知名创汇多。”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一则趣闻：村民小组成员陈生在挖地基建房子时，一位路过的香港人走上前来向陈生提议，建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建成后将房子租给他办毛织厂。这位香港人还拍着胸口说，如果不够资金，他可以注入一笔资金建房子，建成后以租金的形式返本。同样遇上过此类经历的，不仅只有陈生，当年只要大兴土木建房子的人都会遇上这类“说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当地人开始自立门户

　　80年代中期，巷头的毛织厂里慢慢地活跃着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影，他们有的来自河源紫金，有的来自广西和湖南、四川。他们就如同当初的本地人一样，学拉机、学缝盘、学打毛等。渐渐地，随着毛织务工人员的增多，一些在厂里打拼多年的本地人慢慢地走出工厂，打起了自己创业的算盘。

　　1985年，陈晃坤与一位香港老板合作，试水开办了巷头第一家缝盘厂，做起了巷头第一批“赶潮”人。那一年，适逢政策开始放宽，允许有能力的人办牌照开厂子。

　　凭借个人努力和管理经验，当年，陈晃坤从香港买进36台缝盘机，雇请了30多个工人。他还经常跑到当时的广东省纺织局签合同、拿指标，从进购纱线材料帮香港商人加工毛衫等，一年可以赚取10多万元。

　　不仅是陈晃坤，一些早年进厂做工人的巷头人也不甘心做一个打工者，他们在拉机的同时还学习缝盘、补衣等做毛衫的整个流程。有了本钱，有了管理经验和毛织技术后，许多巷头人纷纷自立门户，办起了毛织厂。1989年，同村的陈万山凭着自家的3间小房和打工积累的几万块钱开起了毛织厂。他的厂子主要接大厂的订单做毛织加工，一年的收入比打工时翻了一番。

　　上世纪90年代

　　毛织厂在巷头遍地开花

　　到了90年代，巷头的毛织厂遍地开花，普遍形成“户户织机响”的生产格局。但这些所谓的毛织厂，基本上是家庭式小作坊，普遍是兄弟档、夫妻店、父子厂，规模小，且以手摇毛织机为主。

　　“10个巷头人有8个开毛织厂，巷头社区的每个角落都是织机声。”陈晃坤说，当年只要大家有一点闲钱，都会不断地增加毛织机的数量，资金充足的买新机器，资金少的买二手织机。

　　“1993年做毛织生意最赚钱！”陈晃坤说，那些年做毛织生意，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那时，全国各地的买家都聚集在巷头的广东毛织市场提货，看中哪一款毛衫就直接下单、现金交易。

　　白天毛织市场交易热闹，晚上巷头社区也是一番“不夜天”的景象。一些做外销单的毛织商户，通常在晚上是加班加点赶订单。从买毛线到编织、发货给小厂染色，这一流程忙下来已是夜幕降临时刻。为了赶在第二天早上及时发货，毛织商户们不得不让工人连夜烫衫、打包。他们的生活作息时间完全与正常人相反。

　　到1996年，巷头的个体私营毛织企业多达200多家，村里建起了毛织工业城，成为大朗镇重要的毛衣生产基地。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大朗毛织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靠毛织起家的巷头人积累了雄厚的民营资本后，开始更新生产设备、扩大企业规模、拓展产品销路，从小厂发展成大厂。

　　进入21世纪

　　生意难做巷头人转型创业

　　办厂的人多了，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慢慢地，毛织产品开始过剩，赊账的买家逐渐增多，毛织厂的招工也开始出现吃不饱的现象。陈晃坤说，进入21世纪后，随着原材料的上涨、省外毛织市场的崛起，近年毛织生意越来越难做。

　　“从1991年开始，一件毛衫可以赚10-13元，大家乐得只会数钱；但到了1996年，毛衫的利润缩减到5-6元；近两年的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一件毛衫还保持着2元的利润，一些毛织商户还会勉强地支撑下去。”如今，走在巷头社区的毛织大道上可看到，还有一批新莞人在这里经营着纱线、针织机械买卖。而上规模的十多家毛织企业，也靠购置进口电脑编织机、增强研发能力应付来自国内外不稳定的市场因素。

　　由于经营艰难，早期靠开毛织厂创业的巷头人，一拨又一拨地关停了自家的小作坊，大部分本地人已逐渐退出毛织舞台。陈晃坤也在1995年关停了缝盘厂。另外，一些积累了雄厚资本的小企业家，也开始盘算着转型创业。

　　采访中，巷头社区的村干部陈汉明一边向记者讲述，一边竖着手指慢慢细数着成功转型创业的人：年过半百的陈桂德现已专心打理他的四星级酒店，他起家的毛织厂已留给弟弟去经营。除了酒店，陈桂德还与弟弟等人还经营着汽修厂、汽车站、房地产等行业，并创办了南华实业公司。

　　还有土生土长的陈巧莲，在上世纪90年代放弃了铁饭碗，欣然加入毛织创业族。她经常骑着一辆红棉牌自行车，天天到外资和私人毛织厂领货送货，不到半年时间便跑遍了大朗的大小毛织厂，最后逐渐把颇具规模的毛织厂创办起来。但在2001年，她“功成身退”创办起现代数码冲印店，还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冲印设备。两年后，陈巧莲又和丈夫创办了威林皇室婚纱摄影楼。

　　“冲印店创办初期是亏本的，而且足足亏了一年多。”谈起转型创业的经历，陈巧莲回忆道。当时大朗的影楼都没有自己的设备，接单后都是转到别的地方去冲晒。经过几番思量后，陈巧莲顶着亏损的压力，又购买了一台价值30多万元的先进的冲晒机器。最终，冲印店转亏为盈，成为目前大朗镇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冲印店。

　　【风物志】

　　巷头社区地处大朗镇中心区，面积约3.4平方公里，辖下有13个居民小组，户籍人口4176人。

　　巷头社区集体经济实力雄厚，2006年，社区人均收入17908元，村组两级利润2841万元，村两级集体总收入4279万元，村组两级集体资产净值40054万元。

　　巷头社区民营毛织业兴旺发达，全社区有私营毛织企业近1000家，是“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的毛织产品主要生产区。中国(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坐落于该社区。它还是大朗镇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3个试点社区(村)之一，该社区将重点围绕打造打造毛织商贸区，加快社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

　【威水史】

　　2000年，参加加拿大举办的“国际醒狮邀请赛”勇夺世界醒狮冠军；

　　2005年，被评为“东莞市文化建设达标社区”；

　　2005年，被评为“东莞市社区建设先进社区”；

　　2006年，被评为“东莞市文明标兵社区”；

　　2006年，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