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乡镇工业污染因子的绝对排放量同时大幅度攀升。在所给出的15个统计指标中，1995年比1985年的增加率，有7个指标超过了1倍，有5个指标超过了2倍，有2个指标超过了10倍，最高的1个指标超过了30倍。即使在1989年前后，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控制乡镇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进一步恶化，1989年至1995年间，各污染因子的综合年均增长率，仍由1985年至1995年的年均36.23%上升了19.64个百分点，达到55.87%.

以国家行政计划体制模式为特征的前苏联国家工业化之路就成为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另一方面，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的严重不足和积累缓慢，而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市场问题，更是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国家行政计划体制控制下的工业化，也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唯一被允许运行的工业化道路，农民被限定在农业中，农村被限制在工业化之外，新中国走上了一条工业与农业分离、城市与农村二元发展的工业化之路。城市市民享受着初级工业文明所能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权利和物质财富，而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居民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工业文明之外。这种城、乡与工业文明之间的不同社会差距，以多种社会身份的差异为标志，构成了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新的不平衡发展的一部分。此后的中国工业化就只能是局部的工业化，一小部分地区、一小部分人口的工业化。

当然，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向往，农村对工业化的向往，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积累起农村社会迫切需要走向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和无限活力，并最终还是应该付诸实现的。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农村工业化通过乡镇工业为主的形式，犹如脱缰的野马，迅速汇入并壮大了中国工业化的主流，加速了中国整个工业化前进的步伐，拓展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深度。在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开始进入全民工业化时代。

然而，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