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来,西方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大腕们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到目前几乎已到了"流行性质疑"的地步,并且仍在蔓延。克鲁格曼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科幻小说,他看不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注:此处为原话),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相比之下,罗斯基教授的质疑相当系统和严密。他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商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和1999年最多只增长了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2％。而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
　　看来现在已经到了对上述种种议论加以澄清的时候了,而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们共同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是,罗斯基等的质疑与我们的感受是不符合的。我们很容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质疑提出质疑:
　　一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金白银的增长。
　　二是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大幅度上升。假如在过去三年,消费倾向基本稳定的话,那么银行存款一项的增长即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是相当扎实的。
　　三是中国的外贸和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一点,国外的统计甚至高过中国海关统计。
　　四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由于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国GDP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不会是罗斯基所说的负增长水平。
　　五是中国巨大的服务贸易部门在增长统计中被低估。
　　六是中国巨大的地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根本无法进入统计。但却在中国经济的繁荣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这些都只是简单的讨论。进一步地澄清,需要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间一致性以及诸多事实的检验上做更多分析。
　　首先,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萎缩的矛盾,如何解释?
　　1、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如美国教授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1984年至2001年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并无明显异常。
　　2、应该承认,能源消费的确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萎缩,其中以1998年最为严重,为--4.1％,1999年以后则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年至2001年间总共下滑了约10％。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期间同步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煤炭严格限制可能是导致统计内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
　　3、应注意到能源供需规模存在被明显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为例,近年来限产和关闭小煤窑的措施十分严厉。目前采煤需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在2000年和2001年间,据称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只有国有重点煤矿的产量微幅上升。地方和乡镇煤矿分别约占原煤产量的20％和25％左右。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十分猖獗。就在2001年海关两个月缉私就查出了7000多吨走私成品油。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对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
　　1、美国教授们的观察的确没错。在1998年至2001年间,1998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10亿美元,而2001年则同比增长了550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剧烈波动看,的确难以设想居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2、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GDP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波动5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GDP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5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2300亿至3000亿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3万亿至5万亿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GDP增长。简单来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GDP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其次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最终才体现到GDP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烫平,因此,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GDP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对部门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
　　1、应该承认,美国教授们所列举的许多数据并无来源,其中他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数据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乃至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就是一例。从1986年以来有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34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工业产品真的出现产销增长疲弱,也并不足以影响GDP增长率。如果工业品存货投资波动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响资本形成1％的波动,资本形成1％的波动则至多形成GDP不足0.4％的波动而已！
　　2、中国GDP的部门构成到底是怎样的?粗略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第二产业在50％左右,第三产业为35％。因此,即使中国农业近年来为零增长,而不是统计所显示的年均2％的增长率,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也在0.3个百分点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完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考虑到中国SNA统计体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务业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银行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和预测时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鉴于服务业中餐饮、物流、自由职业等难以胜数,收费又以现金交易为主,因此官方几乎不可能有详细统计。考虑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巨大规模,使用部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容易导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近年来的不景气,用以证明中国经济高估的例子,不如作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陪衬来理解更为恰当。
　　中国几乎无限的各层次劳动力的供应,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潜在的市场规模,使得这些经济体疲于应付中国大陆的增长,这些已有大量文章详细讨论过,在此不作赘述。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可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就没有隐忧。最主要的就是在快速增长中存在着质量和效益差的问题。相比速度问题,质量和效益问题更真实,也更令人担忧。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是到了淡化GDP情结,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