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前后，台湾一民间机构公布了《２００２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满意度连续第三年保持第一，其中苏州为台商最满意城市；与此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则面临整体投资环境萎缩的问题。

　　在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三项内容方面，调查结果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前十名城市全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囊括；在低风险投资城市中，前九名全部集中在江浙两省，第十名为广东中山；在台商推荐投资城市一栏中，珠江三角洲除中山（排列第四），珠海（排列第五）外，长江三角洲独揽了七座城市，另一座为山东青岛。中国大陆台商密度最高的广东东莞，今年连续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

　　与此同时，台湾官方的“经济部”投审会７月公布的台湾对大陆投资分布显示：广东的台商投资已连续１１个月呈现负增长态势，从去年８月比较同期负增长１１.５４％，到今年６月比较同期负增长２４.６％。

　　台湾官方和民间的统计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对于珠江三角洲来说，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珠三角，该听听一番危言了。

　　台商赴长三角势不可挡？

　　东莞台商协会的一位负责干部向笔者介绍了当地台资企业北迁长江三角洲的一些情况：目前在东莞投资的台资企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公司，最不济的也建个办事处；而且现在这种状况呈现连锁反应态势，一家企业迁走或拆资设立分公司，会带动与之生产相配套的一系列上下游厂家跟着走。

　　这位台商干部介绍说：大陆台商为何看上去这样抱团？一是两岸关系发展不正常，使得台资企业同港资、外资企业相比总是少了一点安全感和政策上的保护，因此需要团结。二是企业在生产上有上中下游的配套、相互间资金拆借、信息沟通方面的需要。因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极具群体性。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台资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的迁移或者拆资不会是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的行为。

　　据透露，除了已经迁走或到长江三角洲设立分公司的企业外，正在计划迁走或设立分公司的台商，还包括当地台商协会的负责干部以及当地为数很少的大型台资企业。这样的企业出走或拆资外地，对当地其他台资企业是有相当影响的。

　　广东当地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这种现象深表忧虑。长期从事台湾经济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教授陈恩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广东方面公布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广东引进台资共计２２８亿美元，而江苏省公布的数字是２３０亿，上海是１００亿；而台湾方面也对此作了一些统计，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材料，目前台湾在广东省的总额为６８亿美元，江苏省是４５亿美元，不过投审会统计的数据只是登记在案的数字，不包括未向官方登记的数字；但台湾《投资中国》杂志根据大陆各地台办统计的数字，认为目前江苏的台资总额实际上已经超过广东。

　　陈恩教授认为，大陆各地统计数字都有水分，比如上海前不久曾宣布上海市台资总额为２７亿美元，可是现在又说是１００亿；而广东省在统计上是“只计生，不计死”，就是只计算来登记投资和增资的，撤资和迁走的就不算。但对于台资正从珠江三角洲迁往长江三角洲地区，他认为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台资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是深圳和珠海，仅深圳宝安一地就有２００多家台资企业完全流失。

　　事实上，去年年底大陆官方就公布，苏州一地的台商投资额就占了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２０％。


　　　投资软环境略逊长三角？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台商们厚长三角而薄珠三角呢？ 根据刚刚在广东从事台商北上问题调研的陈恩教授介绍，一是内销的需要。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为了抢占未来的内销市场，必须要占领上海。第二，广东的投资软环境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对引进台资重视不够，台商负担加重等等。

　　去年中国大陆最大的台商协会——东莞台商协会会刊中的一篇文章，专门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一般的台商都认为，华东的硬件产业配套比华南好，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浦东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了，而且广东还缺电；在人才的取得和培养方面，华南也不如华东；在政策法规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方面，文章评论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行政效率和配合度在台商看来还可以，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都是台商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无论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还是听到的，华南发生的机率都远远大于华东”；“广东企业的收费专案多达数十项；许多台商反映广东海关、商检等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等等。这些对华南的政策法规环境确实有负面的影响。”在治安方面，文章说“华东台商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普遍高于华南”。

　　另外，根据笔者工作中的大量接触，珠三角地区的台商有不少对海关等涉外单位有意见。去年国民党常务副主席萧万长来东莞视察台商企业，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在致欢迎词时，当着广东省和东莞市官员的面，专门提及海关查厂问题，称这个问题解决了，台商便无后顾之忧了，言谈间颇有微词。而对今年东莞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荐投资城市名单，张汉文认为，这是因为当长三角更加开放，市场更有秩序时，珠三角却没有跟着进步，停滞不动。此外，珠三角地区严于查税，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

　　与此相比，长三角对台商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在投资软环境和未来前景。明基中国营销总部有关人士认为，在国内有许多地方都可以拿到比苏州更便宜的土地，台商纷纷迁移华东地区，看重的是这一地区的未来成本、经济布局和投资环境。有关调查发现，台商普遍看好长三角地区比较健全的法制化、制度化和办事效率、社会治安等优良环境。

　　另外，就未来市场辐射而言，珠三角无法同长三角相提并论，只要占领了长三角地区，就可以沿长江西进，进入四亿人口的市场，而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其市场诱惑力是巨大的。

　　岭南文化不敌海派文化？

　　除了不可抗拒的经济因素外，珠三角地区自身还有哪些改善的空间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先找到产生上述问题的根子。而当我们进一步倾听当地台商的感受时，我们不能不把问题提高到文化层次来认识了。

一位台商在对上海和广东进行比较时，讲了这样一番感受：“在广东，政企关系很多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并没有多少交道，而且上海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广东没有上海的这种气度，所以发展的后劲不足。”

　　另一位台商更是直言：“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也是七天；而在别的地方，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变通之术，并且它引发了人际关系和法律规章孰轻孰重的问题。

　　总结广东２０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时，会发现一种处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论，这就是凡事都讲变通。用当年广东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说就是“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黄灯赶紧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反思这段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没有任何现成法律规章的情况下，这种变通之术对广东乃至华南经济的发展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可是时隔２０年，当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规范的程度，当中国已经加入了ＷＴＯ，需要和国际经济接轨时，这种变通之术就变得不再合时宜，尤其是当它和少数官员、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结合到一起时，它的负面意义就开始大过其一度具有的正面意义了，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台商得变通之利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因素；但反过来讲，正因为是变通，走政策的灰色空间，其中的风险又很大，从而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上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它对外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在相对严格的规范下进行的，政策的灰色地带不多，但投资风险也因此相对较小。

　　一位东莞台商协会干部去年和今年对此问题完全不同的感受，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去年这位台商干部同笔者讨论投资环境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做生意按规范做一定死，所以要合理截税。问题是，发生了抵触怎么办？”他断言说，“如果在长江三角洲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一定对你关上大门（意思是不管你），而在珠江三角洲，至少会给你留一条缝（意思是还有商量余地）。所以你看，尽管这里问题这样多，还是有不少台商留了下来。”

　　可是时隔仅仅一年，他的态度大变。就在几天以前，当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就开始抱怨当地官员的操守了。他说：我们不少台商在这里呆了十几年都学不会广东话，可是到上海没有多久，上海话就讲得有那么点意思了（不喜欢广东文化）。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子也小（不敢索贿，吃拿卡要），上海做事是很有规矩的。因此，虽然投资成本比广东相对高一些，但劳动力素质也高，劳资纠纷也少，只要你按规矩办，几乎没有风险。起码海关不会动不动就封我的工厂。而在广东，一方面关系未处理好，麻烦事就来了。

　　他还特别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人的本位主义和排外意识。他以不久前当地水电费提价为例说，不同的镇甚至一个镇下不同的村，居然提价幅度不一样（可能又是变通，但一定是台商推动的）。同样是污染企业，一条河的这一边不准建厂，另一边就可以，难道大家不是喝同一条河水吗？在谈到排外意识时他透露：他们台商协会一直得到当地政府通知，未经允许，不准接待内地省市招商团。一位台商协会干部因为给内地招商引资提供帮助，受到当地官员的警告。

　　另外，当地人的种种现象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