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在2003年初的7国财长会上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其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高涨,美国、一些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一些国际机构等也先后卷入了这一国际性浪潮之中。
　　究竟该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弄清楚下述三个基本问题:
　　一、人民币汇率走出"唯市场决定论"的误区
　　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各种主张,从市场决定价格的理念出发,在理论上大多以"一价定理"、"实际购买力"等为依据,认为自2002年以来,随着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明显上升,因此,人民币应当升值。这些主张的实践根据主要有三: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400多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并继续呈快速增长势头；二是2002年中国引进外资数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引进外资最大的国家；三是按照巨无霸指数计算,中国的汉堡包价格明显低于美英等国。
　　无庸讳言,在汇率理论上的确有着"一价定理"、"实际购买力"等原理(这些原理几乎在每本教科书中都能找到),但犹如经济学中的其他任何定理一样,这些原理是在舍象了一系列重要前提的条件下形成并确立的,而经济实践是不可能通过舍象这些前提来展开的,因此,研讨人民币汇率问题不能直接套用教科书的定理。以"一价定理"为例,它从市场定价出发,认为在完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同一商品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价格应是基本一致的(内在机理是,如果某地价格较高,其它地区的商品就将蜂拥而入,使得这一商品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价格回落)。但是,这一定理至少舍象了三个条件:一是迄今为止各国和地区的市场都是一种有着明确经济主权边界的市场,所谓关税、非关税配额、反倾销、贸易战等都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经济主权的要求,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完全自由贸易并不存在；二是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仅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等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也有天壤之别,这决定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稳定出发来权衡对外贸易和汇率政策,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完全市场竞争并不存在；三是商品供求关系并非是决定汇率的唯一因素(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人口状况以及社会人文、自然地理等因素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到汇率水平。这三个条件说明,汇率的形成和决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不能完全以舍象了诸多经济社会条件的"市场决定论"为依据。
　　事实上,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决定首先是一个经济主权问题,换句话说,各个国家和地区总是从主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角度来考虑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的选择,并不存在完全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汇率问题。突出表现主要有三:其一,各个国家和地区总是努力从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稳步发展来选择对应的汇率制度、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同样,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总是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考虑调整汇率制度、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并不存在统一的汇率模式。其二,当汇率波动比较剧烈或汇率水平影响到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要求时,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总是努力通过干预汇市以争取得到一个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汇率水平。其三,当双边汇率水平不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也总是希望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和舆论等方面的压力来促使(甚至迫使)对方国家调整汇率水平。从战后国际金融发展来看,1971年8月,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终止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黄金兑换比价,引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全球汇率体系的大调整,是从美国经济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的；1985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西方5国财长会议上达成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日元与美元的比价从此前的240:1直线上升至1987年4月的140:1,造成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经营困难和以日元计价的账面严重损失,这同样是从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主权利益角度出发的；跨世纪之际,欧元的问世是欧元国家从其共同经济主权的发展要求做出的抉择,而在欧元从走低到高昂的过程中,欧元国家选择了不干预政策,同样是从它们共同的经济主权利益角度考虑的。战后几十年来,国际汇率体系的变动和发展充分说明,离开了经济主权就没有汇率问题可讨论。
　　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是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确立形成的。近1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证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是支持1995年(尤其是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以每年7%-8%的速度稳步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是支持中国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主要制度。因此,从中国经济主权角度来看,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基本能够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毫无疑问,在加快改革开放进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资本账户逐步实现基本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改革,但这种改革需要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总体出发,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因此,它属于中国经济主权范畴的事务。1997年至1999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从主权经济要求出发,在充分考虑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困扰)要求的条件下,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国际压力,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与此相同,在当前这一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中,中国也不会简单顺应,而将审时度势地做出符合自己经济主权利益的选择。
　　2003年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
　　一些人屡屡引用一些数据来证明人民币已被严重低估,以此来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事实上,中国境内经济是相当复杂的,既可以举出一些数据来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也可以举出一些数据和事例来证明人民币应当贬值,还可以举出一些数据和事例来证明人民币应当保持稳定。因此,仅仅列举一些数据和事例不足以充分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更不用说,这些数据和事例还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在中国实践中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明确的,即1998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下,为了支持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5年多来,尽管中国出口额明显增长,但出口退税额也在快速增加,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
　　值得强调的是,一些国家也是从主权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来强调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其基本立论是: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无害的,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说不定是有益的(之所以用"说不定"一词,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说明,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不仅一些对华贸易处于逆差状态的国家大呼"人民币升值",而且一些对华贸易处于大额顺差的国家也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条件下,人民币升值肯定有着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是否有正面效应迄今尚无人做出科学分析。二者相比之下,只要是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该做出何种选择。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走出"运用行政机制"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运用的是行政机制。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不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实务部门(包括政府管理部门)都在深入探讨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按照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从运用行政机制转变为运用市场机制。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此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呼声中,一些历来主张遵循市场机制的国家却直接要求(或暗示着)中国应当运用行政机制来实现人民币近期升值,一些人甚至计算出了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或升值后的绝对值。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加快国际接轨进程中,究竟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应贯彻市场机制还是继续贯彻行政机制?
　　我们认为,在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且外向型经济已占较高比重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应是贯彻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是继续贯彻行政机制,因此,运用行政机制简单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设想是不能接受的。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运用行政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其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继续在行政机制支配下运行,由此,行政管制、行政干预等现象还将继续发生,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中的各种主要问题也将继续存在,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国际接轨,而且是与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和改革目标相悖的。
　　第二,运用行政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个开放经济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中只能"三者取其二",因此,面临着"三元悖论"局面。一些人依此认为,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条件下,大量外汇涌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大量买入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这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确,近年来,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的比例明显提高,购买外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主要渠道,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因人民币汇率的行政性调整而根本解决。假定运用行政机制调高了人民币汇率,在此条件下,虽然进入中国境内某些国际资金可能一时受到抑制,但从稍长一点时间看,由于两方面原因进入中国境内的外汇数额还将继续快速增加:一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就业和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出口贸易的低速增长或零增长,由此,随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