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铭认为，中国现行捐赠优惠政策有两大问题：一是缺乏系统规范的减免税优惠体系；二是目前捐赠优惠政策仅涉及所得税，遗产捐赠、民间赠予等社会捐赠都未实施优惠。

    近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邹铭指出，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等部门，正在研究鼓励社会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其中企业捐赠达一定数额将会全免所得税，相关条例将列入2004年国务院政策规划。

  
    邹铭认为，中国现行捐赠优惠政策有两大问题：一是缺乏系统规范的减免税优惠体系；二是目前捐赠优惠政策仅涉及所得税，遗产捐赠、民间赠予等社会捐赠都未实施优惠。这项条例草案已修改至第五稿，核心内容是推出捐赠优惠政策，落实捐赠公示制度和督察制度等。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一方面，私有财产得到承认，人们不再为财产的安全担忧，才有可能考虑捐赠出来；另一方面，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明显。过去号称政府全包，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像农村就从来没有政府全包的医疗保险，现在更加不能全靠政府包揽一切。实际上政府正在退出一些领域，如果没有民间力量填补， 就要出现真空。社会上对这种非政府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都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现在即将出台的中国捐赠优惠政策正是政府宏观上的引导和扶持，改变对待民间组织的基本态度。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父母做牛做马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更要留给子孙，即使做了慈善事业，也可能掺杂一些功利思想，比如说为自己企业做广告等。

    “飞跃”牌缝纫机闻名世界的浙江省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1986年借“乡镇企业”名义开始创业，198 8年入党，1989年公司就成立党组织， 1998年进一步扩大为党委，年销售产值超过16亿元人民币(约3.5亿新 元)的飞跃集团的员工之中已经有百余人是党员。

    拥有集团股权83％的邱继宝说，自己“年薪六七万元”(人民币)，每年交税1400元，但“从未捐过一分钱给党”，只捐助贫困地区。当提到他将来是要把庞大的财产捐赠给国家社会，还是留给子孙时，这位谦虚地否认自己 “有很多钱”的企业家说：“企业需要继续发展，如果我的子孙能使企业继续发展，为什么不留给他们？但我现在还没有想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捐赠优惠政策健康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环境呢？专家认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基金会及其他公益组织首先是独立于政府的。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予以鼓励，同时用相关的法律予以监督。这需要政府的立法和执法。

    安嫩伯格，这位三角出版公司的总裁，生前拥有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去世时，拥有个人财产估计价值40亿美元。安嫩伯格在遗嘱中，将自己投资的一半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用于大学研究以及儿童教育。为什么不将遗产留给家人？安嫩伯格在遗嘱中解释说，他的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而“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安嫩伯格应该是美国 富人处理自己遗产最新、最典型的代表———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财产，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

    在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国银行家巴菲特也将他的大部分财富留给社会公益事业。在他的遗嘱中，他将总价值约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的99％捐赠给了慈善事业。同时巴菲特指定了遗产的用途——— 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据统计，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有10项就来自遗产捐赠。捐赠对象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捐赠人开始关注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贫困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

    上述现象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已经改变，虽然仅仅属于个体性行为，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

    为什么西方富人们“亿万遗产不留子女”？有的人归结于西方社会崇尚慈善捐赠、赎回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因素，这样的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专家们则更倾向于到20世纪西方的税法中去寻找答案。

    除了美国社会崇尚慈善捐助的文化因素以外，美国的税收政策也使得富人们乐于慷慨解囊。例如，美国法律规定，捐赠的财富不在征收遗产税的范围之内，而且捐赠金额的1／2可以用来冲抵遗产税。高额、严格的遗产税，最多使富人的遗产惠及一代人，而到了第三代，已所剩无几。中国古人所云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和老百姓所言的“富不过 三代”，在西方不少国家竟演变成了一种制度。

    此外，西方一些国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已使不少人月收入中的50 ％以上纳入国库。有的国家还这样劝导富人们来纳税：你们来纳税，政府就有钱；政府有了钱，就可以救济穷人；穷人有了钱，社会就太平无事。如果你们不纳税，政府就没有钱；政府没有钱，就不能救济穷人；穷人没有钱，就要杀人越货；杀谁呢？首先杀你们这些有钱的。所以， 答案是：你们要纳税保平安。这就是制度形成的缘由和制度产生的力量。如同坏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那样，好制度也可以使人做好事。

    在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条文属于税法的一部分，内容非常严格和细化。比如，规定哪些社团协会，包括基金会，可以被承认为慈善公益机构，这些团体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相应的免税等优惠待遇。其中明确不允许做的事是进行政治游说活动。美国国内税务局有专门办公室对此类基金会等组织的运作依照税法有关规定进行检查，若发现基金会资金被挪用于赢利性或其他宗旨范围之外的活动，就会提出警告或不同程度的处罚，直至取消其免税地位。如果基金会违反了其他方面法律，那就由有关部门提起公诉，或先由国会举行调查，那就不是税务方面的事了。只要它不违法，也不违背宗旨，国家就无权以其他手段、从其他方面干涉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和活动，更无权解散基金会。最多依法撤销其免税地位，也就和终止其活动差不多了。但事实上极少有这种情况。

    当然，法律达到这样的成熟和细化的程度是经过一个世纪的磨合过程的。直到现在，在美国国会中，关注这个问题的议员随时都可以对非赢利组织的某个方面提出质疑，要求举行听证会或修改有关法律。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公众的监督。法律要求享受免税待遇的公益组织有极大的透明度，不但要每年向税务部门提交收支报表，而且要向公众公布 ——从每年出版的年鉴以及网上都可查到。最重要的是钱用到哪里去了，有个交代。如有问题，媒体随时都可予以揭露。中国的基金会多有官办色彩，其透明度和监管是个挑战。(作者：陈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