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给了我们存在的理由
　　――――――有关苏州莞坪地区缝纫机生产小企业的思考
原定于4月25日在莞坪举行的零部件精品展，终于和始终未能在该地区出现的SARS病例一样，成为了人们头脑中，一道想像的风景。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莞坪醇厚的民风、黄酒烹制出的太湖甲鱼、和太湖水酿造的美酒的想念。更重要的，这个被费老先生盛赞为“缝纫机之乡”的地方关于成名的想像，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几乎是特别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准备的“样板”个性，肯定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成为象SARS一样的不会被新闻媒体轻易放弃的话题。莞坪，不应该就这么轻易的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莞坪的话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去莞坪时的出发点是上海，从莞坪回来之后，又去了很多上海的跟莞坪的小企业规模相当，也神奇般的存活下来的生产缝纫机零件或是整机的小企业。所以关于两地乃至中国目前缝纫机行业中现有的大量小企业和一些“更小的企业”―――家庭作坊式工场的研究，就变得比较有趣。如果引用一下科斯在一九三七年的那篇经典论文，那么我们可以换言之：我们在莞坪看到的是市场代替企业。这种替代造成的结果是，莞坪的生产零件和组装整机的小企业象DNA裂变一样，并且似乎可以沿着自身创造的市场交易轨迹无限延伸下去。
莞坪的那些可爱的苏南人喜欢自称“乡下人”，尽管他们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建议对“苏南模式”最好只字不提，但是记者当时在莞坪时还是发现了很多的新现象。苏南人之所以不喜欢别人再提那个当年为他们赢得“眼球”的字眼，原因无非是，原来的乡镇企业，早就历经了“民营化”过程（他们喜欢称之为“转制”）了，可是你们这些记者却也不抬眼看看这个已经改变的世界。恐怕他们也会在心里面暗骂：真是没有见识。再有就是，我的这篇文章要提到的“市场代替企业”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莞坪看到的，原来的生产企业内的某些人离开了工作的企业，自己创办了更小的“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开始依赖市场交易来组织自己的生产了。在我们的记者刘亚辉采写的莞坪镇党委书记黄万章访谈中，黄书记对这一过程的概括是：“人才裂变”。
其实“人才裂变”的说法，尽管精确但是未免过于文雅。真正的原因恐怕是: 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原来乡镇企业与雇员之间的产权和合约关系开始了重新界定的过程。一些人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经营能耐没有得到企业领导的发现和重用，因而其价值没有在所获的薪水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可能这些人有一些其他人尚不具备的其他优势，如拥有某些特定的人际关系。譬如，能拿到出口订单的人就属于这类人才。这些人之所以“跳槽”，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是因为他们在企业内没有被正确地“定价”，而没有被正确地定价，正是因为他们是在企业内。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就在于企业对生产要素所有人的定价是间接定价，人们在企业内的“价格”只是平均价格。所以，在外部条件（如政府的管制、市场的准入壁垒、接近金融的程度等）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必然开始重新寻找直接定价的机会，也就是开创自己的“事业”。
假如一个人的某种才能或者某个其他人不具备的相对优势是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回报的话，那么，只要他能发现这样的市场机会，他必然会寻找在市场的实现方式。比如我们在莞坪看到的周平的企业，潘国明的企业，还有上海人虞金明的企业，应该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苏南的莞坪，有大量这样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用一个高度简化了的例子来分析：一个原来缝纫机器厂的职工离开了企业之后，自己通过某种渠道拿到了同样产品的出口订单，然后他（她）让企业Ａ做铸造零部件的工作，然后拿到企业Ｂ去冷加工，最后再到企业Ｃ装配成机器，由他再把产品交给出口商。企业Ａ、Ｂ、Ｃ可能是原来的那些企业，更可能是家庭作坊。这些作坊从事的生产通常是原来的企业职工因为具备了生产经验而使用简单的工具并常常利用夜晚时间在家庭里面进行的。但不管怎样，与我们一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产品不再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工序之间协调配合生产出来的，而是全然通过市场交易出来的。
也许在没有其他成型的产业的莞坪当地，也只能沿着这样的经济运行轨迹发展。所以“莞坪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市场规模和深度的扩展过程。从根本上说，市场的深化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发现市场机会和利用市场交易来直接度量生产要素的贡献和报酬的过程，它应该表现为一个更多的交易被创造的过程，而市场交易被创造的过程也同时就是要素所有者被正确定价或得到正确回报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是创造更多财富和更多收入的过程，因为更多的市场机会被发现、更多的市场交易去替代企业的生产必将表现为更大的ＧＤＰ的增长。
当然，我没去过台州，那里的产业发展格局，应该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在走，但是列宁的话说的好：真理，往往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据回来的记者讲，台州等地存在的分散化经营导致的产品同质同构，价格上的恶性竞争现象，大概比较符合这种说法。我想，有序也好、无序也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关键是，行政平衡机器如何运作和把握之间的尺度了。换言之，我的意思是，莞坪的政府工作做的比较到位。这样的一个政府可以让更多有能耐的人去发现市场机会、去为自己的能耐定价的自由不会受到过多的严格限制。因为限制了这些自由，就等于限制了市场的规模和市场的扩张能力，其结果，政府的官员们最终会发现，发展市场经济的呼声不知不觉中已经让位于了ＧＤＰ的数字竞赛。在莞坪的时候通过我们对黄万章书记的访谈结合我们的亲眼所见，发现这个政府的发展思路中显然并没有把制造几个形象工程和在任期内上马几个大的生产项目，当做提高GDP的“杀手锏”。费孝通老先生当年欣然提笔，书写下“缝纫机名镇―――莞坪镇”，一定也是看到了这个地区市场长期发展的良好前景。
在中国，存在着很多象莞坪一样的集中生产缝纫机的区域。象莞坪当地的企业一样，一旦外部条件具备，我们就能观察到市场对企业的替代过程，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这样的“怪现象”，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缝纫机零件的“夫妻老婆店”，他们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按件取酬。以这样的方式生产，生产者可能根本“不知企业为何物”，这样的话，按照张五常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组建企业，可能只是因为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去直接度量和定价太困难，我们才不得不通过更容易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定价。这个间接的定价方式其实就是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那个由企业的权威去替代市场定价的命题。但是，如果产品市场上能够直接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定价的话，那就不一定需要再去组建企业了。也就是说，生产开始由市场交易（合约）来组织而不是被组织在企业的内部。我们在莞坪和台州等地看到的那些只有不足十人却也能年产上百万的“小厂家”，大概就是这种“替代理论”的绝妙例证。　（中国缝制设备网）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