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 杜大伟（david dollar），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学士。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教，并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等领域发表过大量论著。1990年，杜大伟到世界银行工作，担任亚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在越南的稳定化和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并负责编制了世界银行协助越南转轨的第一个国别援助战略。之后，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主管世界银行在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编著了世界银行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和《评价援助》。2004年7月至今，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记者：非常感谢杜大伟先生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剧烈动荡，回顾过去，对2007年以来次贷风波引起的金融危机应该做怎样的反思？2009年的世界经济前景将会怎样，您对中国的应对措施有何建议？ 杜大伟：最近的金融动荡的确给了我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过去十年来，我们开发的很多复杂的金融工具，在美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也没有规范的场内交易市场。层层衍生，没有人知道这些金融产品究竟有多少风险，事发之后才发现，它们的风险程度要远远大于成熟的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所以，第一个教训就是要重新审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创新指数型发展的同时监管绝对不能有一丝滞后。 第二个教训是，我认为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并没有默契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声音长期不被重视，由此造成了目前的危机更趋严重和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从最近的趋势看，金融危机进一步自我实现和威胁全球实体经济的可能性很大。 2009年是全世界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一年。世界银行预测2009 年加权平均全球gdp增长率将降至1%左右，下滑幅度远远高于2008年，并直到2010年才会复苏。同时，世界银行还预测全球实际进口贸易增长将从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8%，而2009年将会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而再次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对各国经济的恢复带来了影响。 中国的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增速减缓，这一变动又会对本国的其他经济部门造成连锁反应。为了应对目前的困局，中国已经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拳也频频出击。世界银行一直认为，中国能够为全球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身经济的良好增长，因此中国政府为刺激国内经济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我认为，2009年，中国可以继续出台一些积极措施，扩大在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落实减税计划，以此抵消危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更有力地助推世界经济的恢复。 记者：近年来出口行业压力很大，我们也开始对过去很多年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认为结构调整是免不了的了，但是如何把转型的风险最小化？您认为怎样能够将稳定就业与经济转型和谐统一起来？ 杜大伟：实际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部门由出口主导向注重内需的转变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此，我很赞成，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不是超速了。假设大批制造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内需的提高就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个别地区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不同产业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例如，虽然轻工产品（包括玩具和纺织品）出口增幅急剧下降，但有着更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类出口增速却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准，电子类产品的出口态势也不错。这种行业差异显然会对某些区域造成较大影响，如传统上轻工制造业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在最近的几次全球经济下滑当中，中国的出口增速均有大幅下降，但市场份额却有所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经济下滑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外来冲击造成的被动性转型对于外贸部门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政府应该早做准备，在制造业形势急速恶化的情况下，迅速加大针对出口部门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农村公共服务等头疼问题也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有选择地平衡国民经济各部门、使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方向转型，在维持必要贸易水平的同时，引导外贸部门资本和产业链延伸到内需、民生、农村等方面，协调和连结内外发展，这是中国在处理危机的同时获得的一个机会。政府应该利用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机会推出更多的结构调整措施，包括能源和资源定价机制，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就业，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 记者：这次的金融危机和上世纪末相比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中国都是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遭遇外部冲击，进而启动刺激内需措施的。但目前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进入周期的下行阶段，房地产市场回调，在这多重压力下，如何启动国内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呢？ 杜大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旨在推动内需快速增长，效果虽然可能不是很显著，但确是必需的一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慢，但正因为这些及时的措施，中国没有紧随亚洲其他国家走进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不能逃脱这次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例如2008年前十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缓，gdp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年同比增长12.6%降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9%，而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长的放慢更为显著。财政政策刺激就是要确保这样的下调不会太陡峭，确保经济增长能维持在一个稳定健康的幅度内。 具体到提高内需的措施，我认为中国政府不必刻意地去提"救市"，包括股市和楼市，而是应该对这些市场的运行机制作必要的审视并予以微调。例如最近将住房抵押贷款首付比由30%调整至20%就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还有对个人销售和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宏观控制的成果，同时降低了首次购房者的标准，使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至于下降过速。如果中国能谨慎、及时地选择这些积极政策，那么在全球经济景气不断下滑的同时维持一个不错的国内局面应该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外，为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协调，各方面的支出计划和资金安排信息应有较高透明度。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说，最好尽可能地通过正常的财政政策程序拨付有关资金。透明度对评估有关政策的有效性也十分重要。 记者：促进私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也是世界银行所一直都在推行的工作，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遇到了困境，您对它们走出困境，进行产业升级有何建议？ 杜大伟：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需求的匮乏。对于那些出口导向型企业，政府很难在短期有效地帮助它们开拓需求领域。那么，这些企业怎么办？它们只能转往国内市场了，而这也正是目前很多中小企业正在艰苦地尝试的路子。所以说，维护和开发国内市场是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之上，除了尽快出台针对中小企业和转型企业的减税政策，政府应该支持银行业继续研究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创新，鼓励那些便于企业资金流转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务产品，尽快解决近期中小企业资金链不稳定的问题，使其恢复发展的元气。 另一方面，刺激内需的一大工作就是要注重服务业发展和消费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通过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才能可持续地上升，这也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偏重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它们既是积极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数以千万计的促进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微型引擎。 记者：世界银行《以农业促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有不少新的理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世界银行多年的实践探索，对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您有何建议，请您介绍一下世界银行是如何推动中国"三农"发展的。 杜大伟：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旨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的政策文件。世界银行认为，这些新政策反映了中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决心，将给中国农村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强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建立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和增加农民收入打开了通途。为了有效实施这些新政，可以考虑如下后续措施：进一步修订涉及土地的有关条款，完善法律框架；在全国进行土地登记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可先期进行农村土地登记的试点；要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土地集中对农村居民生计和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切实增强农民对中央政策变化及其自身权益的了解；并可就允许农民使用土地作为贷款抵押、提高农民宅基地的市场流通性等新做法进行试点。 世界银行和中国在农村地区经济开发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合作支持相关的农业技术开发，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强项；对乡村公路、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改扩建，我们给予信贷支持；我们共同致力于中国农村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还通过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私人业务部努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以上是我们农村事业的四大支柱，我们力争走出一条提高生产效率、积累人力资本的有效路径。 另外，中国的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太大，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还要持续很久，并且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一方面，人口转移提高了整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和技术改良提供了机遇。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新计划，旨在帮助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学习技能和寻找合适工作。 记者：从历史来看，美国房地产价格的调整一般都会经历3~4年低迷期，您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势会是怎样的，美国的经济又会在何时重现活力？新兴市场国家又当如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发达经济体的不利影响？ 杜大伟：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何时回暖，美国经济何时企稳，这都很难明确预测到。美国多年来消费过度，借债过多，需要一定时间来积累储蓄，消化危机的影响。同时，美国需要减少进口，让出口部门再展活力，这也是一大变局。我个人认为，美国经济在2009年乃至2010年都将延续目前的困难形势。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以后可能再也肩负不起过去这些年来一直担当的最后需求人的角色了。中国必须果断改革其经济增长方式，将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上。这样的调整无疑是很艰难的，也是很痛苦的，但最后的成果将是一个资源消耗理性、生产紧扣内需的可持续增长。 全球经济衰退对新兴市场国家影响很大。目前，虽然金融市场已暂时趋稳，但仍有一些国家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支援。只有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能够保持稳定，救市援助才能作为投资得到必要的回报。依我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世界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如果中国能进一步开放，提高进口需求，世界经济的调整就更为容易一些，中国的外汇储备压力也就会减少。同时，进口的快速增长也为出口部门的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缓冲。 记者：您认为长期来看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会是怎样的？国际汇率稳定机制的建立是否可行？ 杜大伟：美元的走势目前虽然不明朗，但鉴于美国在进出口方面的考虑，总体趋势是在未来一两年里保持低调，并有可能继续贬值。人民币的继续稳步升值，从客观和主观上看，都有一定理由，虽然最近这个趋势有点不明显。一方面，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口可获更大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价格骤降，中国企业可涉足国外投资，沿国际化路线获得更大发展。 长远来看，我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稳定的汇率机制，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机制的形成更多的是有赖于四大货币区--美元、人民币、欧元和日元--能协商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抛开了政策协作这个前提，仅仅在货币市场进行国际干预，则很难实现汇率的长效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和资本流动都是表象，纠结于这些并不足以治本。 记者：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亚洲经济问题的专家，你能否谈一下对中国和日本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看法，中日两国各自有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 杜大伟：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给予世界的经验和教训都很丰富，两国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在工业化初期这个阶段，中国的开放程度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尤其是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生产力提高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日本当年。不仅如此，中国还向世界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借助全球化进程实现高速增长。在我看来，与中国相比，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优势便是它在全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非常有效率。 谈一谈这两国的教训。日本的银行被监管得太死，长时间内处于竞争严重不足的环境下，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银行业一蹶不振，十年内被呆账困扰而未能恢复正常信贷，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位运行。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直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都堪称完美，之后，经济似乎更多地开始依赖出口需求增长和能源等投入品的低成本，结果就是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以及出口行业产值占比居高不下。目前世界经济开始冷却，中国应该反思这样的增长模式，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提高内需方面来。这样的调整阶段不失为一个机会，中国可以放手解决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使国民经济在环境友好度和战略阶段性方面实现可持续增长。（记者 林铁钢） 来源：中国金融list end-->